20世纪60年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异军突起，开辟了探讨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新路径。
长远看来，我国还应当制定《政府间关系协调法》或《政府间合作法》，为包括地方政府竞争争端在内的府际争端提供法治化的解决机制。该研究方式突出了公司本位，彰显了融资功能，体现了中国特色，能够为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地方政府竞争提供一个独特的制度分析框架。
但实践中地方政府普遍通过设立融资平台发行城投债券或者进行其他融资的方式轻松绕过该法律限制，使其形同虚设。首先，现代社会是一个大公司的时代，公司既是经济制度的重要支柱，又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构成了冲击和挑战，公司早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地方政府竞争某种意义上就是公司间的竞争，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很大程度上是对公司资源尤其是上市公司资源的争夺。通过财政补贴，地方政府与辖区内上市公司形成了一种利益共生关系：上市公司利用与地方政府的特殊关系提高竞争力甚至将财政补贴视为财务粉饰的工具，同时以资产回报、过度投资、负担更多的超额雇员等方式回馈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则从GDP增长中获取政绩、官员晋升等强有力的激励。毋庸讳言，中国迄今为止一直没有找到通过税收制度来获取金融剩余的有效途径。对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欧盟相关机构也积极予以克服或排除，典型者如欧洲法院关于黄金股法律适用的严格控制。
明确地方政府与监管部门的角色定位，为区域金融合作扫除障碍。尽管这些行为可以从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艾哈德所提出的来自竞争的繁荣这一经典论断中获取合理性解释，但实践运行却出现了诸多悖论，如贵金属交易所和文物交易所几乎成为价格操纵、过度投机、挪用交易资金甚至与客户对赌交易的代名词，上市公司则沦为地方政府官员利益输送的通道。然而，中印对峙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并不是摆在莫迪政府面前的唯一问题，最新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印度重要经济指标全面下降，这似乎预示着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阵痛期。
以商品和服务税（GST）改革为例，从原计划2010年4月推出，一直推迟至最近才实施。一是印度的基础设施落后，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根据印度工业联合会研究，印度是可比经济体中企业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记者：未来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有哪些？ 梅新育：印度政治、经济、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难题短期内难以化解，随着改革的深入，未来可能旧的矛盾没有消除新的矛盾又会出现，这些都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GST改革是印度独立后最大的税制改革，有舆论说这是印度在推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获得的重大成绩。数据显示，印度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均出现下滑，建筑业甚至出现-3.7%的萎缩。
在这三大阻碍中，GST改革相对比较容易。最近经济增速变慢，一是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有关，印度经济虽然目前对外贸的依存度不高，但置身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印度不可能独善其身。印度经济特点是由其基本制度与社会文化特征形成的。记者：印度的经济结构有什么特点？如何形成的？您如何看印度经济的增长质量？ 梅新育：印度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发展极度失衡
由于担心在业绩下滑或者整体经济环境不佳时因不能解雇员工而破产，印度企业即使在经营环境良好情况下也不愿雇佣大量劳动力扩张生产，而情愿保持较小生产规模，从而损害了规模经济。如何处理好改革带来的市场运行紊乱，将是摆在印度政府面前的新问题。印度的底气何在？众所周知，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基础，那么印度经济目前表现如何？未来发展潜力如何？制约因素有哪些？与之相关的经济改革进程又如何？围绕上述问题，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对此进行了探讨。企业和居民需要分别向不同税务机构缴税，过程繁琐，税赋繁重，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被重复收税在所难免。
而在印度，税档一共有五个，每档下面最多可能又有三档，包括核心税率、基本税率和整合后的税率。GST改革打破了这种局面，誉之为历史性成就，实不为过。
以商品和服务税（GST）改革为例，从原计划2010年4月推出，一直推迟至最近才实施。理论上这项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印度经济的长期发展，然而此项政策在落地首日就遭到了印度全国各地企业人士的抗议。
《征地法》的负面作用更加突出。他说：在那些通过GST成功改革了经济的国家，该税种税档只设二到三档，一般来说包括平均税率、适用于基本商品的较低税率和适用于奢侈商品的较高税率。记者：您如何看待印度经济的未来发展？印度有可能当地区老大吗？ 梅新育：印度经济未来的前景具有变数。大多底层印度人相信生死轮回之说，改变逆境自我奋斗的意愿不强，这对经济发展不利。记者：未来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有哪些？ 梅新育：印度政治、经济、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难题短期内难以化解，随着改革的深入，未来可能旧的矛盾没有消除新的矛盾又会出现，这些都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近年印度经济发展势头及其前景所受关注加深，近两个月中印关系变化又为此进一步升温。
接下去《劳工法》、《征地法》改革将更加不容易，难度远大于GST改革，可以想象各利益方博弈的激烈程度，而这一过程肯定会漫长而艰难。在需求端，有3亿印度人口因没有身份证不能依靠银行系统兑换新钞，由此造成个人可支配收入骤减导致商品需求萎缩。
此次税改缺少下层支撑，更多的是政府官员由上至下的主观经济改革，从长期看，固然有提升经济增速的好处，但短期内对于印度经济的平稳运行形成了强烈干扰。发展极度失衡造成了很多经济社会的弊端，经济发展的质量也就难言有多高。
而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非常薄弱，占比很小，产业发展极不平衡。五是宗教矛盾突出，政治分散化、地方化趋势并未完全消除。
GST改革虽然历时多年、坎坷艰难，但能在今年年中实施也属不易，比我个人的估计早了一年。最近这几年，在中印经济差距继续加大的情况下，印度富豪的资产净值始终高于中国。因为政府担心税收收入减少是造成税档过多的主要原因。在独立初期，印度制造业基础好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很多，但是今天印度和中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印度原本实施联邦税制结构，中央政府对生产和服务环节收税，邦政府对最终消费环节征税，各邦征税标准不同，跨邦交易复杂，国内邦际贸易壁垒甚至常高于国际贸易壁垒。从福布斯富豪榜数据可以管窥一斑，2009年印度GDP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但其亿万富翁人数为79人，超过中国的52人，当年印度前100名富豪的资产净值为2760亿美元，远远超过中国的1700亿美元。
印度则不同，其《劳工法》、《征地法》和传统税制对印度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极大，严重阻碍了印度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我认为在看得见的未来，对《劳工法》和《征地法》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国际初级商品价格目前已经开始反弹，但由于供需关系未来将保持低位。换言之，如果印度致力于国内的改革，未来对内有望逐步缩减地区发展失衡问题，对外有望缩小与中国的差距，比如达到中国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但是想当地区老大超越中国没戏。
您如何评价印度的改革进程和成绩单？ 梅新育：印度的经济发展一直受制于三大制度阻碍，即苛刻的《劳工法》、《征地法》以及分割的税制。根据世界银行调查，在纳税便利度上，印度在参加调查的190个经济体中位居172位。2017年8月17日，《金融时报》第五版本报关注出了一个印度专版，对我的专访以《印度经济‘底气何在？》为题占了约2/3版面，作为今日公号文章。今年一季度，印度GDP增长率仅为6.1%，创两年多来最低增速。
印度《劳工法》非常苛刻，100人以上企业裁员需报政府部门审批，即使有些员工不胜任工作岗位，印度企业也很难将其解雇。据悉，改革后的新税制税率将分为5%、12%、18%及28%，但印度各邦政府仍然有权加征特别税，例如加尔各答宣布向纺织工业征收5%的附加税。
最新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印度重要经济指标全面下降，这似乎预示着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阵痛期。在产业构成中，第一、第三产业比重大，服务业占比上世纪80年代中期超过40%，1999年超过50%。
因此，废钞令的出台直接导致了现金严重短缺。与东亚经济体相比，在GDP构成中，消费占比高，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一直在50%以上，常常超过60%，而外贸、投资则占比低，与中国投资率差额多年超过10个百分点，驱动力不均衡。
